内蒙古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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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10月26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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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袁相南：吞噬69位知青战友的那场大火
作者简介
袁相南，1947年生人，1967年11月自愿下乡到内蒙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宝日格斯台牧场。1978年上大学，1983年毕业后在北京经济学院即后来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任教，2007年退休。本人网文主要集中在新浪博客老糟的博客 ( http://blog.sina.com.cn/yuanxn100100 )
原题
烧死六十九知青
大火的回忆
作者：袁相南
原载新浪博客老糟的博客
（一）
1972年5月5日，一场草原大火烧死69名兵团战士。
当时，我在那个放火的连队（二连）当兽医。那天早上，我在河滩饮马，看见东边山上起火，就催马上去了。
当大火向东边四连烧过去时，团里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把大火阻拦在四连。当时，四连正指导员是军人何龙光，副指导员是北京知青杜恒昌。何与杜各带一部分兵团战士上去了。
草原打火应该是顺风打火，人站在已经烧过的地方打火。但是，没有草原打火经验的年轻孩子，真的去拦截大火了。
我毕竟在兵团接收我们牧场前有过几年的牧区下乡经验。我经历过草原大火，火头前两百米二氧化碳的气团就压过来，人呼吸困难了。到几十米时烟呛，高温气体吸一口就灼伤气管与肺。因此，人到了火头中间就已经不行了，谈何打火。当地牧民，遇到这种情况是俯卧，用衣物包住头，屏住气，大火几秒或十几秒烧过去，还可以生还。
杜恒昌，据说把几个人救出火场，他最后体力不支倒在火场。但是，我后来向四连的人打听，到底杜救出来谁。得到的回答是他带领上去的三班，最后没一人生还。
军人何龙光一见大火来了，马上躲了，仅仅燎了眉毛和手。没听说他去救他带领上去兵团战士。
出了这么大的事惊动到周总理，要求调查处理此事。当时军区派了飞机来，而且把我们连长徐平海接走到锡林浩特接受军区首长的问话。徐知道他的连队闯下大祸，也吓尿了。
很快，上面把所有军人集中开会，统一部署善后。严令任何人不许透露具体细节，尤其是涉及指挥的过程。对外，要统一口径，把这次事故按照英雄集体保卫国家财产的口径宣传。
其实，这是一起责任事故，规定宣传口径为的是掩盖这是一起恶性事故的实质，就能防止群众追责。
而领导部门是按照内外两个标准来处理此事的。
对外，要正面宣传，不许讲胡乱指挥临阵丢下战士逃命自保，是集体的英雄行为。对于死难者给与烈士称号，以安抚。
对内，实际是按照事故处理的，相当一批军人被处理。有被警告记过的，甚至有开党籍、开军籍、限令复员等等。
这里最为典型的是何龙光的经历。何受了轻伤，手烫伤，眉毛燎了，住医院治疗很长时间。表面上大力宣传集体的英雄主义，按这个逻辑，何龙光就是带着英雄集体向上冲的，是英雄们的带头人。五师对高层处理的玄机不明白，起初要按照对外宣传的口径为何龙光请功。
但是，奇怪的是，兵团司令部就是迟迟不批，这事情僵在这里。
忽然，兵团司令部下了调令，调何龙光到兵团司令部。
大家这时才恍然大悟，迟迟不给何嘉奖，其实是要升他的官。而且是从基层连队直接上调到司令部，真是大大的破格提升。
何龙光高高兴兴到兵团司令部报到，绝没想到，上面立即宣布对他的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军籍、立即回老家。
何龙光灰溜溜回到齐齐哈尔成为光头老百姓。后来他还曾经回到牧场，当然不是为了对旧地的眷恋，据说是为了开工作关系的证明。但过了几年就听说死了。
还有，这个事件的苦主，几十个死难者家属。兵团解散时，把这些烈士家属事宜移交地方。但是，看来地方对此事有自己的看法，认为是替兵团擦屁股。
这些家属不满，抱怨说，地方政府从来没有过任何表示，比如逢年过节看望慰问烈属这种待遇从没有遇到过。
但此事不可一言蔽之。
比如，后来烈士陵园破败。牧区承包以后，围墙被人破坏。知青老鬼等向当局反映，就重修了陵园。而且近年来，把陵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教育中小学生要向烈士学习。（我抱有很大疑问。学什么？如金训华，为了救几根公家木材，跳进激流牺牲。到底是人命重要，还是物质财产重要？）
这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但余续尤在，衍生世间百态，令人慨叹。容我一点点道来。
（二）
放火的是二连的农业排。这个连队有两个排，一个是牧业排，一个是农业排。说也巧了，这农业排最早我是排长，换句话说，如果发生大火时我在任上，我是会有一定责任的。但我当时不负责这个排了，被派去当兽医，已经有近一年的时间。我曾经在那个排长的位置上，但是，很多人觊觎这个小小官位，因此把我排挤掉，打发我去当兽医。
反之，我如在任上，那多青年被夺去生命，肯定是愧对冤魂，此生灵魂难得的平静。
可能是上天眷顾，让我被贬斥，脱离那个纠缠内斗不休的环境，离开告密揭发互相算计的困扰，过清净的生活。
说到杜恒昌，他比我大两岁，属鸡。我属猪，1947年生人，今年本命年。他如果活着也有76岁了。他是北京男六中的学生，父亲是总参雷达兵部的干部。杜恒昌早在“四清”时就被发展为党员，这在那批北京下乡知青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他很受各级政府重视，经常被叫去开会，也被吸纳进入西乌旗的革委会，以及牧场的革委会。
起初，我们春天进牧民家帮助接羔。他被分配给一个叫古路格的老汉家帮助放牛，那家老汉和老伴都半疯，儿子不在了，家计全由寡妇儿媳承担。还有个女儿三十来岁，又傻又瘸，自然嫁不出去。据说老汉承诺，谁娶他闺女，他愿给几条犍牛做陪嫁。
春天过后，我们大多数男知青都被分配去干泥水活，搭建冬天用的畜棚，毕竟牧民在这方面不如我们从内地来知青。
那时，文革中牧主基本视同内地的地主，是阶级敌人，也被派给知青监督劳动，我们当大工，牧主当小工，因此比较累的合泥等下手活由他们干。我和杜恒昌以及好几个男知青就在一起盖棚圈，同时监督牧主劳动。
知青都分了马，我是一匹红马，但有一个毛病，其特殊之处，即使带着马绊子，也能小跑起来，因此只能用很长的系马绳，一头钉在地上，一头拴在马笼头上，这样放着它，以系马绳为半径的圆里吃草。
杜恒昌是一批青马，脾气不太好，他要强不肯换掉。但是，他经常被叫去开会，因此伺候马的机会少，逐渐其野性故态复萌。终于有一天，他在备马时那青马犯脾气，尥蹶子，把杜恒昌的右胳膊踢断。赶快被送去盟医院接骨。
这时他用左手写字，家里收到信发现字体大变，也不知他用什么话遮掩过去，大概手大体复原时才让家里知道。但是，他的右胳膊从此吃不上劲。
说到北京知青，文革里有四三派和四四派，都很意气风发，下到内蒙古牧区，追随伟大领袖干革命心气很盛，所以会干些头脑发昏的事。
比如，文革中有划阶级运动，要肃清乌兰夫流毒。原来内蒙古是和平解放的民族地区，所以政策上有别于内地，牧主和富牧待遇相当于资本家，属于团结改造对象。文革里推翻了乌兰夫那套，把牧主富牧改划为阶级敌人，按内地的地主富农对待。本牧场的最大牧主杜正江，以前还是政协委员，现在打倒在地，监督劳改。
牧场里开展斗牧主的运动，我们所在的兵团二连前身，是公私合营牧场中的一个分场，叫台尔木分场。整个公私合营牧场有三个牧业分场，一个农业分场。杜正江是这个公私合营牧场的资（私）方代表，和内地资本家一样吃定息。文革后，杜正江平反，恢复政协委员身份。
我们台尔木分场，斗了牧主，而且打了人，有牧主在挨打以后第二天早上就死了。一些知青也动手打了牧主。
好在杜恒昌还比较理智，没动手，仅仅喊些口号，在那个身不由己的年代，不动手已经算不错的了。
打人的场面很令人厌恶。在文革中，我在学校里看见同学拿铁链抽一个家长被打成走资派的女同学。在学校劳改队里，看见一个初中的姑娘，是参加什刹海的业余体校学游泳，人也很端正，泳池里穿泳装，有人看不顺眼，在学校被剃光头。
劳改队的管理者是所谓八一八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毛初次接见红卫兵）成员，拿军用腰带指着那位女生说她是浪里白条，是流氓。听言语透露出是同班同学。
我贴过一张口气非常温和大字报，希望干部子女的红卫兵要团结群众要文斗，立即招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几乎覆盖了全校的大字报墙，点着名称我为“教授之子”，不允许我这种半黑不红出身的子弟翻天，攻击红卫兵。
家父确实是被定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也挨了斗（是在斗争院长时的陪斗，院长在台上，家父和几个学术权威排在台下，作为院长任用坏人的证据），已经进了大学的劳改队，好在不是当权派。在文革的夺权热战中，当权派才是焦点，把反动学术权威们晾在一边是常事，未必不是不幸中的万幸。
再回到牧区斗牧主时的打人场面。
在蒙古包里，热得很，我都出了汗，就出了包，透透气。包里人把牧主上衣脱掉，一伙人上来一顿乱鞭，我在外面就听见里面鬼哭狼嚎，很凄惨。
第二天，传来牧主东布勒喇嘛死了。
我去看了现场。按照牧区习惯，是野葬。即是人全裸，用毡子包上，用马车拉上，在荒僻的地方跑，何时毡子卷滚落，就算找到归宿之地，任由野兽啃食。
我看到这牧主的皮裤档里有浅红尿液渗出，估计是打坏内脏，尿里带血。
晚上全分场开会，总结斗牧主。会上当然认为那牧主应由家属去野葬。杜恒昌也对打人表示了不赞同的态度。
我提出，此人可能非正常死亡，应该交给医生检验，表示对此事应有个负责与认真的态度。
在那个年代，即使是打死牧主也白打，绝不会追究刑事责任。
我的提议立即受到嘲笑。
分场长说既然你要验尸，那就明天给你一辆牛车，把牧主拉到总场，交给医生验尸吧。
于是，第二天，我就拉了那个冻硬的尸体，走了二十来里路，到了总场。
总场的干部见到我觉得很可笑，不过总算请来大夫看了一下，没有任何怀疑与结论。尸体就由劳改人员拉出去野葬了。
（三）
那场大火烧到第二天才打灭。
晚上骑马在山头远眺，远处着起来火龙弯弯曲曲，就像山中蜿蜒的长城似的。
第三天传来消息，杜恒昌被烧死。我和二连会计骑马去四连看望罹难者，特别是下乡同伴杜恒昌。
一路上，过了火的山野遍地黑灰。
到了四连，看到六十多具尸体，呈现各种姿势，都已经僵硬。杜恒昌外皮烧得灰黑，呈挣扎状。生殖器烧得跟核桃大小。面目全非，只是从腕上的手表判断是他。
其实烧伤者有一部分当时没死，但是，因为没有抢救的知识，因错误处置致死。烧伤者回到连里喊渴，这时忌讳喂水，而应采取静注，年轻人哪懂这些，伤员大量饮凉水后，不一会就不行了。
去年，二连的人在京聚会，当年放火的那位兵团战士终于现身，他这多年不敢见人，是出于胆怯，还是出于内心愧疚呢？
失火的过程是这样的：在连队东北有个叫冈克特的山头，周边很多杨木，连队为了建房，砍杨木做椽子。
有一个班带着蒙古包扎在那里。
五月天，草原上刮暖风，很干燥，遍地的草枯黄。冈克特失火现场周边的枯干草有半米高。其实，那时大家都知道，蒙古包里用火的余灰要倒进灶边一个一尺见方，两尺深的土坑里。而且一切生活产生的废水都倒在那里，炉灰湿了，其中就没有残火，方可把炉灰倒在蒙古包外。
放火的这位当天管做饭，把炉灰未经处理就倒出去了。有暗火的炉灰见了风就飞扬了起来，马上成明火，周围茂密的半米高枯草登时就着了。
我在西边河滩饮马时看见十里地外山上失火，马上骑马就跑过来了。到了现场，风助火威，周边的灌木也着了，可比草着更厉害，火焰将近十米高，几十米外就烤得人无法近前。
每当看见国人行为上无视规范有失教养，都只能慨叹一声。高速公路上前车抛来可乐罐，薯片包装，都市里亭亭玉立女士吃完雪糕，那包装根本不用扔，一撒手就行，心里根本没当回事。更不要说不顾及他人感受，在境外到处出丑而不自知。我们的国民教育从小就有缺失，这可是一代人转变不过来的。
另外，环境把人教育得十分猥琐，利己哪怕伤害他人，不觉愧疚。惹了大祸，殃及公众，只知道害怕、躲避、缩头，不知反省改正，更没忏悔。
还有更猥琐的，还有打着罹难者的旗号，拉大旗做虎皮为自己张目，八杆子打不着的人要借着英雄之名为自己贴金的，人间百态不一而足。
（四）
这里要说放火的二连的连长徐平海和被烧的四连的指导员何龙光是一对冤家。当初，兵团来到此地，见宝日格斯台这个地区水草好，因此把它划进来。起初叫四十五团，后来并入四十三团。
来的军人很多是部队里淘汰下来的人员，整体素质可想而知。兵团副何司令，好色，专搞青年小姑娘受处分。本团牛逼哄哄的马副团长，把一位女孩子搞大肚子，亲自开着车送林东医院人流。姚副政委把女知青保送清华的工农兵学员，那女孩子到了北京，咽不下所受屈辱，一纸揭发信寄到兵团，姚副政委双开，立马成平头百姓。团里某处一位女战士，在处里吆五喝六，处长干事不敢惹她，为什么？因为整个处的军人全让她搞定。这种事情太多了。
负责作训处的崔副参谋长，外号“大叫驴”（牧民称他为“俄乐吉格”，是蒙语里驴的意思），还有一个外号叫“皮货商”。他拿武器库里的子弹换狼皮和狐狸皮，底下的民兵踊跃地打这些野生动物，这类皮革被“皮货商”搜罗一空。
上行下效，基层的军人就盯上了羔子皮和羊皮。
军人们感兴趣的东西很多，木材、药材、铁器、麻袋、奶制品，仓库里的服装农具，玻璃建材，甚至马料等等都感兴趣。这些军人当初是打个背包就来了，待到兵团解散之时，遣送走的时候一个人的东西少说要四五台解放卡车往家拉，至于团里干部一人就十几个辆卡车了。
还是说徐平海和何龙光这对冤家。
二连一组建，何龙光是指导员，徐平海是连长，二人不和，各拉一派勾心斗角。其中农业排长是我，是个夹在矛盾中间的倒霉蛋。按照中国官场通行的习惯，应该站队、跟人。那时年纪轻轻，不懂此道。
常常遇见指导员要求向东，连长又来了命令往西。我当时就指出，你们连党支部统一意见再下命令，两人闹矛盾为何让底下人受夹板气？
我这一表态，等于在顶头上级那里都失去靠山。矛盾双方都要把我拿下，力图换上自己的人。我的命运就此决定。最后指导员下令把我调牧业队当兽医，排长位置上换上自己的人。
徐何二位互相上告，连队内斗得乌烟瘴气，终于团里派下工作组解决这个连队矛盾。然后，把何龙光调四连指导员，徐平海依然留下。
这事的第二年春，徐负责的二连一把火烧向何龙光负责的四连。事后徐负的是管理混乱造成重大失误的责，何龙光负临危逃命没对手下战士施救的责。
因此，兵团司令部对何的处分更严厉。
我被贬斥当兽医，同伴们认为我的政治生命完蛋了。因为照那时人们眼界，大家都冲着入党提干努力，那才叫政治生命的提升。
但这已成为历史，人们的眼光此一时彼一时矣。
不过我当了兽医，得到另一种乐趣，另一种境界。
很快我被派往三十一团，参加兽医培训，认识了很多朋友和老师。
比如那时内蒙古兽医界的权威娄树奎、白兰香、张恩琦等等一批大牌专家，轮流给我们上课。还有草原学专家刘书润，整天带着我们识别植物，他今天是草原生态权威，都让我们得益匪浅。其中不少学员成为畜牧兽医界的专才，为国家为草原的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近年来，几乎我每年都回宝日格斯台。当然，每到逢五的年头都是牺牲者的家属的重点祭奠日子。旗里比较重视，接待工作比较周全。
作家老鬼为69人写书，为陵园的事上下奔走。其实，老鬼是在高力汗下乡的，离我们这里西边近百里地，这些年倒对我们这里倾注很多精力，几乎年年来。老鬼，也成为牺牲者家属的主心骨和灵魂了。对他我也十分敬佩。但是，对他的一些鲁莽行为，我也把意见告知他。
逢五大祭，已成规律。这近几次大祭，都是和老鬼联系组织有关。那陵园里有我的朋友，但是，我每次去总是躲开祭奠的大队人马。祭奠者里除了有家属外，还有各连的兵团战士。近年来，人聚到一起，做事越来越高调。
其中被烧的四连，要打出“英雄四连”的旗号，宣称我们英雄的连队英勇的四连人云云。
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我们普通人，不少人往往胆小怕事，怂人也有，人聚到一起胆子就壮了。借着牺牲者，为自己脸上增光。
老鬼也发现这问题，当时就提出批评，认为在牺牲者的连队的生者就可自诩为英雄是不对的。
我以为，我们的民间社会，也有不好的传统，喜欢随大流跟风壮胆，不喜欢坚持独立人格独立思考。
不过，这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不稀奇，法国革命经乱哄哄群众法庭审判，上断头台的百分之七十是冤死鬼。明朝袁崇焕被活剐，法场周围看热闹的好几千，连附近的房顶和树上独占满了，都是起哄叫好的，活刮下来的人肉被抢吃。
近年来，大批知青和死难者家属来吊唁，颇有声势。因此每逢群体吊唁活动，必将成为地方政府的工作议题。
对我来说，去陵园看望朋友，寄托个人对他们的怀念，属私人行为。不愿随大拨，更不要说和政府发生瓜葛。特别在敏感时期，比如2015年。这年赶上逢五大祭，死难家属和知青相约七月齐集牧场。有人问我是不是一块去，我拒绝了。
这些人到了旗里全都要求到旗宾馆报到，好吃好喝好招待，自己不掏一分钱。凡是开车来的，车全停在宾馆，不得往基层走。祭奠那天，统一用大轿子拉到陵园，祭奠仪式隆重，音乐布景齐全，甚至有点奢华都不用说了。仪式结束，统一拉回旗里，然后请你打道回府，至于打算到牧场里逛逛，到草原上看看，找老朋友叙叙那就别想了。
我估计大拨人敏感时期去会有麻烦，因此他们祭奠完一周后才去，路上的卡子全撤了。最主要是在牧场开着车访问当年的老哥们儿家，住一住，叙叙旧，也看看他们的后代在怎样生活。我也喜欢带着画具，在我下乡的牧场四处写生采风。同时把我在牧区的生活体验，加工创作。
前年，一位北京知青得绝症，自知来日无多，特别给了我一笔钱，让我买些东西赠给当年一起生活的牧民。我拿了这笔钱，觉得买东西意义不大，经我建议作为一笔奖学金的发起额，经他同意，我把这笔钱交给当地牧民朋友管理。凡是有牧民子弟考上大学者都给予奖励，鼓励牧民青年依靠知识改变命运。
我们毕竟是从那个愚昧内斗的年代过来，我们总是沉湎于过去没什么意义（当然，对那个年代的深刻反思还是必要的），我们应该为了牧区的将来做些什么，才对得起我们奉献青春年华的土地。一些地方的知青忙着树碑，建纪念物，耗费大笔钱财，我总是持怀疑态度。
69人的祭奠搞得再大，十年二十年以后，今天参加祭典的人还剩几个？
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过去，可曾想到为我们的子孙留点什么吗？
（作者说明：本文采用的所有图片，皆为本人制作和拍摄。同时把我从草原生活得来的灵感的画作以飨读者，感谢你们有耐心阅读这篇略显沉重自说自话的文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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